作为一个被《小孩与鹰》吸引过来的人，惊讶于肯·洛奇的多重面孔，他固有的抒情性和对青少年心理的关注，如何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道义感相得益彰，也许就艺术而言，重要的不在于他在底层劳工议题中所处的立场，也不是他所拍摄的题材，而在于影片的叙事多大程度能够把工人的生活重新有机、总体、全局地组织起来，肯·洛奇从《我是布莱克》到《对不起》一直在进行这样的尝试，看护和送快递都是与异质性的社会空间打交道的职业，在这种繁忙、机械、辗转的劳作中，洛奇展现了工人家庭的生活如何被其“职业”所粉碎、绑架和撕裂，以至于他们的亲情和爱，他们对孩子的无私的投入，也带上了劣质、残次品的味道，洛奇对德西卡和彭泰科沃的新现实主义的当代延续本身就是一件创举，电影的方法性在于，某种看似本质性的道德水准、家庭危机，都是压榨剩余劳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