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昌的冷峻着实令人胆颤，以至于无法从破碎的影像中发掘出丝毫的作者主体，这是纯粹依附于客体的影像，是当之无愧的后现代杰作，甚至超脱出“台湾社会的手术刀”而成为属于全人类的“生存现状解剖图。”影片采用多线交叉叙事，对传统电影叙事进行了反叛性颠覆，其目的是服务于多重寓意的开放式结局，并在观众无意识的认知转换过程中构建起忠实于现实的立体模型，杨德昌生动地实践了巴赞所强调的对现实“暧昧多义性”地呈现，又自如地将含糊的支线在不经意间连接起因果逻辑关系，与封闭空间的间离效果共同催化出现代中产阶级生存能力在充满局限性的生产关系下被异化与消解的残酷现实。影片最关键的问题无疑是恐怖分子的所指，而杨德昌的影像却拒绝回答这个问题，甚至将唯一可能的答案归结于有贼心没贼胆的意淫——人人都是自己的恐怖分子，偶然催生必然